资本主义宪法体现权力制约原则除了通过宪法规范公开或隐蔽地确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精神以外，更因各国历史传统、民族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反映分权学说的不同政体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英国资产阶级曾经以下议院为阵地，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王权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确立了所谓“议会至上”的原则，即议会(实际上指下议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的权力。以后随着政党制度的发展，议会至上原则与责任内阁制产生结合，从而导致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仅控制了下议院的主导权，而且也获得了行政组阁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负责制转化为多数党的一种内部控制与反控制。但由于内阁行使权力形式上是以对立法机关尤其是对下议院负责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力的总代表国王只沦为一个名义的国家元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宪制对分权原则的体现是以“立法为重点的”。 现在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和实行议会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英国式的分权原则，比如日本、意大利、德国等。
3.法国式的以行政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法国早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依据孟德斯鸠的见解规定了：“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这一精神为法国现行宪法(1958年)所忠实地继承。法国1958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宣布：忠于1789年人权宣言所肯定的、为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并加以补充的各项人权和关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可见法国是实行分权原则的国家。
法国在现行宪法颁布前，仍然坚持议会主权，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只是象征性领袖，他协助政治机构的联合，但并不实际参与政治。由于现行宪法制定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立宪动机，因而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而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宪法第5条对总统赋予众多首要责任：“共和国总统监督对宪法的遵守。总统进行仲裁以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国家的连续性。共和国总统负责保证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条约和共同体协定的遵守。”第64条规定：“共和国总统负责保证司法独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共和国总统乃是全国利益的超级法官。”同时宪法还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政府总理并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免其它政府官员;他有权主持内阁会议，签署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法令和命令，因而掌握着超越于政府之上的行政大权。他有权要求议会重新审议其所通过的法案，议会不得拒绝;他有权就一切涉及公共权力组织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因此总统拥有参与立法的重大权力。此外总统主管军事和国防，共和国总统应上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他应主持高级国防会议和委员会，而且总统还有紧急状态处置权，在紧急状态权力行使期间，总统的权力可扩展至议会的立法权。综上所述，法国现行宪法已将分权制衡的权力中心由议会转移到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从而塑造了一个“共和君主”。
(二)权力制约原则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以及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诸多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互相配合，更强调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宪法并未因此而放弃权力制约原则，我国现行宪法就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原则，表现在：
第一，在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上，规定人民代表要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重在以人民权利的势能控制国家权力的动能。
第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国家主席是国家最高代表;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行政机关;中央军委是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我国宪法实际上也遵循了现代国家关于权力分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式。
第三，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约由它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但我国宪法并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那样在赋予立法机关制约权的同时，又赋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反制立法机关的权力。第四，我国宪法为充分保证执法机关正确执法，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本系统内实行监督和制约。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