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们以切身执业经历告诉记者，新刑诉法的许多规定基本能够得到遵守和落实，尤其是阅卷、会见、听取律师意见等，较以前已有了较大改观；但是一些对诉讼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规定，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个别规定实践中有被异化、被规避乃至失灵的现象。

律师会见落实最立竿见影

律师们一致表示，“进步最大的就是会见，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李春光戏言：“刑诉法修订以前申请会见绝对是个力气活，还要斗智斗勇。”在他办理的一起涉嫌赌博罪案件中，办案机关以“会见可能影响侦查，需要领导批准”、“办案民警出差无法陪同”等理由，多次拒绝接收申请材料及办理会见，两个多月后他才见到嫌疑人。

“现在，只须持三证直接到看守所申请，正常情况下均给予办理，两个月变成半个工作日，进步不小。”李春光说。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认为，对被告人辩护人知情权的落实也较好。

“修改前的刑诉法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需要听取律师意见，与律师接触常常被视为不正常。因此办案人员可以无视律师的存在、按部就班推进诉讼程序，而律师只能猜测、预判程序的进程。”韩嘉毅解释说，新刑诉法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意见、批捕必要性审查等许多规定，都能让律师理直气壮地与办案人员接触，有效了解、参与刑事诉讼过程。

困扰刑辩律师多年的阅卷问题，如今也有很大缓解。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宏表示，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可及时阅卷，并通过复印和拍照方式进行复制，保障了律师执业权利。他告诉记者，检察机关目前设立了案件管理办公室，统一管理案件和受理律师阅卷等。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启动

今年备受瞩目的多起被平反错案，均涉及到刑讯逼供及由此产生的非法证据。尽管多地宣告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出现，并有浙江叔侄杀人案这类大要案的实践，但3位律师都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没有那么乐观。

“引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的话就是知易行难。”李春光介绍，对于非法证据，2010年有关部门已制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极少有律师成功启动，原因是多方面的。

曹宏直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他说：“要一个被关押的人如何证实存在非法取证？全程录像并没有成为当然的制度，更没有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必要条件。对关押进看守所前的情况及提出看守所的条件，都没有能够成为认定非法取证的条件。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非法取证？”

此外，调查取证、证人出庭等传统刑事辩护难题，依旧存在。

韩嘉毅告诉记者，由于缺乏程序保障，律师向法院、检察院申请调取证据基本没有结果。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是否能实现还，主要取决于法院、检察院对相应证据的认定，只有他们认为有必要时，该权利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出庭的保护、补助和惩罚措施，但目前来看，证人出庭未见根本好转。韩嘉毅说，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认为有出庭必要"时，才通知证人出庭，但“这个许可应当以许可为原则，不许可为例外”。

多数贿赂案难会见无理由

新刑诉法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实施之初很多律师就担心，三类案件会成为一些地方阻止律师侦查阶段介入的挡箭牌，不想竟变成现实。

“这一规定在实践层面上有被异化倾向。” 韩嘉毅表示，办理这三类案件时，办案机关存在执行法律过于随意情况，“只要不想让律师会见，就说是三类案件”。

李春光告诉记者，"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已经成为律师会见的突出问题。何为重大，不同地方解释不同，有的地方直接以嫌疑人行政级别作为标准，一名副科级干部涉嫌犯罪，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重大贿赂指涉案数额在50万元以上。但如何确定50万元，是以侦查人员的猜想，还是应以律师提出会见时已查明的数额？”曹宏表示，目前多数贿赂案件都难以会见，且不需理由。

李春光希望，有关机关应当以新刑诉法的实施为契机，彻底转变思维和理念，把思想统一到立法宗旨、立法原意上，真正把新刑诉法的实施落到实处。

韩嘉毅建议，进一步明确刑诉法中救济条款的责任认定、程序性制裁等，如：没有依法会见期间产生的庭前笔录无效；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出庭，庭前证言无效；应当调取的证据没有调取，辩护方主张的事实成立等等。

对故意违反程序性规定，有明确程序规定拒不遵守、故意违反程序规定的执法人员，曹宏认为，应建立程序违法追究制，追究责任，予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