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扶持项目】2016年年初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突然逆转了。
在过去十年中，世人对国际经济的看法通常是：中国经济是龙头，新兴国家是主力，发达国家则被认为是行动迟缓、逐渐偏离世界中心的经济动物。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相继爆发之后，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深不见底的债务黑洞之中，中国更是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拯救世界的希望。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不到一年，当前相当一部分财经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流行的认知郝是；发达国家安然无恙，新兴国家出现了“脆弱五国”，中国则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之源。对于这些结论需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成了世界“2014年的担心”
一、中国的外部环境开始好转
从发达经济体看，2013年下半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好转。美国2013年下半年GDP增长3.6%，远远高于上半年的0.2%，并已经到达了正常年份的增长水平。欧元区2013年上半年经济还是负增长，进入下半年则开始加速复苏，第三季度GDP增长0.1%，第四季度初值按季增长0.3%（按年恢复增长0.5%）。日本2013年经济增长率为1.7%，继续保持了正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将从2013年的1.3%提高到2014年的2.2%，受其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13年的3%上升到3.7%。
从新兴经济体看，发达经济体好转迄今为止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多少好处，相反，伴随大量资金在基本面好转的引力下回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2013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速从2010年的7，4%下滑至2013年的5，1%。2014年初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昀下滑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简称－－“脆弱五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土耳其和印度）。事实上，除了这五个国家之外，共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经济学家对此给予五类归纳：一是市场担心发生外部债务危机的土耳共，二是本地加息造成负面影响巴西和印度，三是发生了高通胀的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是潜在经济萎缩和政治不稳定的土耳其、泰国和乌克兰，五是市场出现了明显抛售现象的土耳共、阿根廷和巴西等。不过，幸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消失，而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复苏带来的正面影响将逐步放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从2013年的4.7%提高到2014年的5.1%。
二、中国经济危机成为国际社会热点
有关中国经济危机的言论近20年来不绝于耳，但从来都没有成为过现实。然而，这次确实与以往相比有些不同。中国经济危机在过去一直只是少数专家个人观点，现在却演变成为诸多权威机构的共同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经济展望报告中，最后特意强调2014年世界经济的“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中国”，因为中国一方面需要防控金融部门风险的过度放大，另一方面中国仍需要继续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2014年2月份在澳大利亚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居然致函二十国集团成员，信中声称忧虑中国金融体系的坏账问题潜在地威胁着全球经济。
尽管美国财长雅各布对中国经济的抨击包含了一些政治动机在其内，但是国际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担心却是实实在在的。根据美银美林调查：2013年第四季度，基金经理们最大的担忧是围绕美国债务上限的政治僵局，以及美联储在随后缩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的行动。但是，到了2014年2月，中国经济大幅放缓已经超过了美联储缩减债券购买规模所引发的问题，成为市场人士眼中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和随之而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将是最大的风险。由于对中国的担心，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已有所减弱，预计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将走强的投资者比例为56%，比1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
三、中国经济让人担心的两大理由
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问题让这些人忧心忡忡呢？具体来说，除了一些中长期问题之外，人们的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14年经济开局不佳，让许多人对全年经济产生了悲观的预期；二是当前中国存在着金融、地方债、房地产和产能过剩四大风险。
四、中国年初以来的经济数据多创新低
由于春节因素的影响，我国2014年1月份的许多经济数据并没有统计，但在那些统计的数据公布后，人们就感觉有些异常：外贸数据好得有些意外，而国内需求数据差得也有些意外。统计显示，2014年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和出口都出现了较大增长，而反映国内经济活跃度的数据，比如发电量、PPI、CPI和PMI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正当人们对形势判断莫衷一是之际，国家相关部委还出面解释：国内经济数据不佳，有其特殊原因，比如发电量增速较低除受基数高影响之外，高端餐饮业在严厉的反腐整治下明显遇冷和暖冬因素也是重要成因。言下之意，国内经济实际也不像数据表现得那么差。
然而，2月份数据出来之后，一切疑惑都消失了，乐观者的希望随之被打破了：一是1月份良好的出口数据一下子就逆转了，全国出口总值由1月份的同比增长10.6%转为2月份的同比下降18.1%。二是l～2月份诸多指标创新低。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6%，较上期的9.7%大幅下滑，为2009年5月以来新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28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9%，较上期的19.6%大幅下挫，为2002年12月以来新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22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8%，较上期的13.6%大幅下滑，为2006年2月以来新低。
五、中国经济潜在的四大风险
当然，经济数据的走低只是表象，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四大风险。
第一是金融风险。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过于集中于已经产生泡沫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其中，小型银行风险更大，它们过于依赖理财产品和银行间市场进行融资。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只有5.2%左右，但城投债、影子银行或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却高达8%～15%。由于城投债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最终都是需要实体经济的收益来偿还的，所以当2013年的数据显示城投债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远远高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的时候，我们就能推出以下结论：一是部分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将因为实体经济的不景气而无法偿还；二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或地方融资平台将因为后者泡沫破裂而无法偿还。事实上，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根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共有28款金融产品陷入违约危机。由于2014年的到期信托大约5.3万亿元，比2013年多1.8万亿元，如果没有政府援助的话，可能会出现更多违约现象。
第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6，6万亿元。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实际情况应当比这些数据显示的情况还要严重，因为地方上通常有多本账本，上级部门一般很难搞清楚其实际情况。政府通过债务融来资金大部分往往被用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应的基础设施与形象工程建设，债务的偿还主要是通过炒高地价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来实现。但是，从目前趋势看，土地财政已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届时将自动浮出水面。
第三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危害巨大，日本进入失去的20年就是起步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也是由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所引发。2013年，在世界181个经济体中，中国人均GDP排名89位，而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却能够与世界顶级城市房地产价格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到了一个多么严重的地步。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里，供过于求的现象呈快速蔓延之势。
第四是产能过剩。国际上，一个行业中的产能闲置率如果达到了四分之一，就被认为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工业行业都属于产能严重过剩行列。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对3545家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调查，企业设备利用率仅72%，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更让人担心的是，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船舶制造等，都属于负债率较高的行业，去产能过程容易导致这些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尽管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企业债务是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但估计应该以万亿计。标普曾估计，到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多出美国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
六、中国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危机引爆点
客观地讲，上述四大风险如果同时出现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则基本可以断定经济危机的爆发将在劫难逃。但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四大风险集于一身，却依然具有足够的空间来化解。
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系统性崩盘的概率不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分化格局明显，中央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从“一刀切”转向“双向调控”。所谓双向调控亦可称分类指导，即对一线城市继续增加供应，抑制、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限购政策不退出。而对于库存量比较大的城市，要控制供地结构、供应结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够保证房地产市场价格不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又能逐步挤出市场泡沫。
其次，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可以多渠道逐步化解。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不景气，给银行带来呆坏账。但在中国，能够大规模获得贷款的企业，要么是大型国有企业，要么是资产庞大的民营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背后就是政府，只要这些企业因为拖欠银行贷款无法运营了，政府会调集各类资源来寻找解决的办法。对资产庞大的民营企业而言，虽然政府不一定全力帮扶，但同样可以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出售资产和兼并等方式应对可能的违约。二是产能过剩可能导致经济供求失衡，影响了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应对的策略依然不少，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刺激民营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和释放改革红利等政策都正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再次，地方债务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债务水平都在快速上升，在横向比较中，我国政府债务水平依然较低。尽管一些地方确实可能出现违约风险，但是可以通过上级政府支持、发行地方债甚至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未化解。实际上，2014年初，国家发改委就曾经表示2014年是企业债券偿债高峰，预计将有1000亿元城投债券到期兑付，为此将允许平台公司发行部分债券对“高利短期债务”进行置换，以低成本债务置换高成本债务，延长还款期限，降低融资成本，并确保不出现“半拉子”工程。
最后，金融风险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理论上，银行的风险都是源于外部风险的转移，只要房地产、地方债和产能过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那么银行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2013年底，曾经有银行业人士指出，中国房地产不仅“绑架”了中国经济，更“绑架”了中国的银行业，因为除了官方公布的10.46万亿元房地产贷款外，还有其他“涉房”类贷款，“保守估计也有20万亿元”，因而许多人担心房地产价格下降会对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银行业多次测试表明，即使房地产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跌幅，也不会让银行业“伤筋动骨”。更何况，中国银行业多年来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本身就具有了较大化解风险的能力。
由此可见，2016年中国经济虽有风险，应无危机。而从长远看，随着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中国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小，更加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危机的新的引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