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声势浩大的搬迁，将有助于实现北京上百万人口转移。
尽管北京市过去已经试图通过拆除违法建筑、减少土地供给等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但仍然需要更具想象力的动作。
北京市一些官员还考虑，在东南六环外建设一个约2000平方公里新区的可能性，以承接北京市产业的转移。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首都规划领导小组，以形成新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等高级官员组成。据了解，该团队在一年内召开了不少于10次相关的会议。
在北京规划委官员看来，市政府搬迁至通州仅仅是北京规划修改的一方面，实质是为解决大城市病。最重要的是要将北京的新一轮发展，放在京津冀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大局下考量。
北京新蓝图
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北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市政府的搬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成为万众焦点。
而如何界定和发挥北京的功能优势，将会在新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得以定调。这份规划从2014年1月开始修改，去年年底已提交国务院，预计今年年底正式出炉。
媒体获悉，这次修改的总方向是：明确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该定位是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市调研时提出的。
具体细节上，北京市市政府搬迁至通州、重新划定北京城市边界等作为重要内容被写进《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案》中。
7月14日，北京市规划委首次作出了官方表述，即通州是“市行政副中心”，“有序推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市行政副中心转移”。
此时，通州房市已经在传言前引爆。
政府显然不希望人们将目光仅仅放在房地产上。“今后的发展绝不是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而是‘减量提质’。”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说。
近年来通州在北京市各区县GDP排名中一直落后，最根本原因是无产业只有房地产，比如2009年GDP278亿元，房地产占到175.8亿元，比例约50%，自2009年以来，通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均超过30%（最高同比增长111.9%）。
新的规划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媒体获悉，通州潞城周边除了教育、医院、行政等用地外，并无住宅用地供给计划，也就是说除了目前已在通州潞城参与大型地产项目的首开股份、金隅集团、首旅集团、华远股份、新华联等房企外，其余房地产公司很难在潞城区域大面积拓地。
发展得靠产业，交通先行。“没有产业，没有规划，没有交通，谈城市减负都是空话。”北京市通州区区委书记杨斌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杨斌于去年年底担任通州区区委书记，其曾在北京市交通系统、重大项目办和北京建委等单位工作，城市规划管理经验丰富。
这样的行为不仅仅在区政府，更上升到国家层面。
国家发改委在今年5月至6月就开始布局调研。一些工作人员到实地勘察通州的区域快轨如何实现与机场、新城和河北地区的联系。
“目标是实现道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9公里。”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可能需要投资17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将陆续给通州提供金融支持。
影响50%外来务工者
媒体获悉，新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思路包括了以下五点：
其一、北京的土地利用必须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发挥市场作用。
其二、重点研究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划定形成不同类型的管制分区，划定实施单元，明确发展目标、主导功能、建设规模、产业定位、实施策略和保障机制，实行分类指导，遏制城市“摊大饼”。
其三、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方面，将按照“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强度”的要求，进一步改革规划理念，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坚持做“减法”、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减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统一规划管理，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统筹集约利用。同时积极盘活存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其四、明确中心城、副中心、新城、镇和村庄的功能定位及实施策略。
其五、解决北京城市病的根本出路就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这样的局面造成北京市将在城市职能定位、空间布局、产业分工、生态红线划定、重要交通及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按照完善京津冀区域城镇空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统筹布局的规划思路，研究适合北京发展的路径和政策机制措施，促进城市间分工协作和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
北京顾问总工王东认为，最具有突破性是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点增加城市边界是为疏通人口做准备，第三点直接影响50%外来务工人员。
在多位规划***看来，北京规划委的官方态度字里行间显示出，优化北京城市功能必须以京津冀为基本的空间载体，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来统筹考量。
据了解，河北省专门成立了京津冀工作小组，常年驻扎在北京市五元桥。天津市同样在加快前些年重点布局武清和宝坻两地的发展。就连大同等山西省部分城市也参与到京津冀协调发展工作中。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认为，中央政策、资源配置条件和工具手段等都在陆续推动北京城市行政副中心和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但最核心因素依然是市场因素。
他举例，北京某大型农业国企，发现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山药资源非常丰富，决定将厂房搬迁至保定市蠡县，可惜当地没有市场资源渠道和技术手段，最终只能作罢。动物园批发市场和大红门产业转移也碰到类似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