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审稿，一些来自医疗卫生行业的代表呼吁，这部法律应该将“医院治安管理”单列出来，专门作出规定。言下之意，医务人员需要法律给予“特别保护”。不知道医疗行业代表的这一建议最终会不会为立法机关所采纳，我认为在一部普适性的治安管理法律中特别强调对医生的保护，并无必要。

　　医生凭什么要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护士挨打挨骂现象时有发生，已影响到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如果考虑到“医患关系紧张”并不仅仅表现为“医生护士挨打挨骂”，患者遭受医生和护士的粗暴对待甚至恶意敲诈的情形，其实更不少见，那么，患者要求获得法律“特别保护”的理由，至少比医生的理由更充分。因此，医疗行业代表建议在普适性法律中突出对医疗秩序的保护，用意可以理解，但是，其提出来的理由不能让人信服。

　　从立法的价值诉求看，法律对医生权益与患者权益的保护，应该一视同仁，不可能将医患纠纷中的患者预设为无理取闹的一方，进而在一部普适性法律中特别强调对医疗秩序、即医生权益的保护。即使法律需要对某一群体的权利保护作出特别强调，这一优待也应该由博弈秩序中的弱势者所享有，如此才能彰显法律救济的“矫正的正义”。显然，在目前医患关系中，处于博弈劣势的往往是患者、而不是医务人员；在多数医患纠纷中，受到权利伤害的也是患者，而不是医生、护士。因此，即使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医院治安管理”单列出来，也不能如医疗行业代表所设想的那样，体现为对医务人员的“特别保护”。

　　如果从立法的技术看，作为一部普适性的国家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理应涵盖了医疗秩序方面的治理，而且医疗机构也不是什么特殊场所，将“医院治安管理”单列出来，有如画蛇添足，同时也给人一种厚此薄彼的印象。试问，既然医院的治安管理需要单列，学校、车站、电影院的治安管理是不是也应该给予同样的特别强调呢？

　　其实，当前医患关系的紧张、医疗秩序的失范，有其复杂的因素，并不是法律保护不周所导致。在重建与维护医疗秩序的问题上，医疗行业代表更需要躬身自省，而不是寻求法律的“特别保护”。如果制造问题的根源得不到清理，即使每一个医生都有保安护驾，也只能使医患关系的紧张进一步深化和隐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