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银行“不良”双升，一系列与不良处置相关的政策随之出台，其中，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重启不仅仅对传统不良处置行业影响深远，其作用力同样辐射到处置无抵押信用类不良资产的催收行业。

不久前，招行发行的“和萃2016年***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入池资产全为信用卡个人消费类不良贷款，由此开启零售不良ABS先河。

尽管对外封闭，但对内，催收依旧是个充分竞争且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行业，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个行业门槛低，谁都可以进来，但并不是谁都可以活下来。

“目前催收行业到了一个微妙的时点，老方法会越来越不适用新形势，尤其是这波‘不良’双升后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日后会给催收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整个行业进入瓶颈期，亟待转型升级向上突破。”浙江某催收公司老板黄宇（化名）对《***财经日报》记者说。

十年一道坎

自2003年起步至2013年，催收行业经历了十年黄金发展期，行业平均毛利超过50%，然而，2013年以后，催收行业此前***的客户——银行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P2P网贷、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为代表的多种借贷形态快速崛起，催收公司的老板们越来越发现，环境变了。

黄宇在这个行业混迹十余年，在他看来，2013年是催收行业的一个分水岭，前十年，银行尽管是催收公司几乎***的客户，但由于市场上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并不多，再加上银行也处于“躺着赚钱的时代”，利润丰厚，所以这个“甲方”对于催收公司的要求要比现在简单的多，几乎是将业务无偿的委托给催收公司处理。

2013年以后，一波民间资本涌入催收行业，外包服务提供商的增加令市场虽然更加有序，但银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并设计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及更加丰富的委托方式，比如保证金缴纳、竞标等，导致委托门槛在无形中被提高。

一位业内人士在圈内透露，如今，甲方在委外招标时，会要求委外公司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并给予委外公司一个清收金额的限定范围，如果达不到这个范围，委外公司就可能不但收不到服务费，甚至还会损失保证金。

另外，银行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商誉保护，并以此严格规范催收公司的业务行为，本报记者从业内获取了一份银行与催收公司之间签订的《服务标准与要求》，其中，银行作为甲方，要求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规定的过程中，不得有任何违反我国法律的非法行为或任何有损甲方商誉、名誉、经济、财产的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胁迫、辱骂、骚扰、误导、欺瞒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侵犯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隐私权，如果出现违反此义务的情形，其后果由乙方承担，并向甲方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银行通过有效回单率、回款总金额、客户投诉率等因子来衡定催收公司的佣金，其中，不少银行将客户投诉率作为‘一票否决制’来要求催收公司，也就是说，只要被催收的客户有一单投诉，那么银行就和这家催收公司终止合作。”广州利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峰对本报记者说，该公司同样涉足不良资产催收业务。

另外，近年来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催收公司的经营成本也水涨船高。“成本在上升、利润在下滑，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外部环境却越来越差。”黄宇总结说。

黄宇所指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信用环境和法律环境，“首先，信用类不良资产里面有个很大困局，就是中国信用环境的缺失，犹如一道鸿沟横在行业面前，一旦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实际上可以作为催收有力的工具，另外，催收行业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界定它的合法性和作业的边缘性，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说。

“在亚洲的华人圈里，最早的催收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香港，那个时候叫资产管理公司，台湾地区于1994年~1996年之间出现催收行业，中国大陆最早的催收公司诞生于2003年，而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相继出台规范催收行业的法律法规，并有明确的主管机关和行业管理办法。”北京一诺融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庄俊对本报记者说，比如，在台湾地区，催收公司有牌照限制，催收从业者需拿到职业执照才能上岗。

“从国内的发展情况来看，整个行业亟待转型升级，首先，就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设定主管机关，给催收一个名分，我们也在联合业内领头的催收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形成自律组织，并通过自律组织的形式向国家督促相关的法律法规。”梁庄俊说。

悄然发生的变化

2015年以来，银行“不良”双升，一系列与不良处置相关的政策随之出台，今年5月，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重启，不仅仅对传统不良处置行业产生冲击，其作用力同样辐射到处置无抵押信用类不良资产的催收行业。

以招行发行的“和萃2016年***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为例，入池资产全为信用卡个人消费类不良贷款。“零售不良ABS的核心的就是交易结构的设计和不良资产的处置，而作为处置工具，催收也是重要的一环，而且，这种ABS产品对催收公司的回单率、回单金额要求更高，更专业，ABS的大幅推进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黄宇说。

另外，零售不良ABS也令行业看到零售不良资产转让有破冰的迹象，“据我所知，业内正在推动信用卡不良资产的转让，如果转让市场松动，对于催收行业是重大利好。”黄宇说。

根据2012年财政部、银监会印发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的通知，个人贷款类(包括向个人发放的购房贷款、购车贷款、教育助学贷款、信用可透支、其他消费贷款等以个人为借款主体的各类贷款)的不良资产不得进行批量转让。

这么多年来，国家一直没有放开此类零售不良贷款的转让，在不良资产证券开启之前，银行批量处理此类“不良”只能通过催收的方式。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的“两会”提案呼吁，允许金融机构向非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转让业务，放开金融机构对零售类不良资产进行批量转让的限制。

在内外环境均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整个催收行业也出现了细微的变化。变化之一即为“互联网+催收”模式的出现。

“零售类不良资产具有小额、分散、量大、权属清晰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互联网非常契合，互联网手段也会令催收变更高效、更便捷。”黄宇说。

变化之二就是细分领域的出现，“5万元以下的欠款，可以通过电话催收实现，5万~10万元的欠款，可以通过‘电话催收+外访催收’实现，而一旦欠款金额超过10万元，那么，这两种手段就会借不上力，催也没用，债务人已经无力偿还。”何伟峰对本报记者说。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提出‘债务医生’的理念，”何伟峰说，“针对欠款金额超过10万元的借款客户，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债务重组，通常的解决方式是和债权人协商，减免债务人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同时，注入一笔新的资金给债务人用以解套，并以债务人自身的能力通过银行为其找到适合的贷款产品，从而解决其债务问题。”

“这种方式也适合民间大额借款，尤其是三角债，而且债务人实际上具有还款实力，但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他说，个人债务重组和企业债务重组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注入1元钱，相当于帮债务人解套3元钱，当然，我们要收取每月1个点的手续费。” 何伟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