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9月将在杭州召开。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协调平台后，在中国首次举办的一次G20峰会。

中国资金管理网2月19日综合报道，作为峰会的预热，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2月26~27日在上海举行。当前正值市场巨幅波动之际，有人借此机会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New Plaza Accord)，即类似大国汇率协调机制来共同加强外汇市场的干预。

但更多的***认为，金融危机已过去7年，全球经济增速仍萎靡不振，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仍然乏力，宽松货币政策却横行全球，在此背景下，各国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才是当务之急。

“当前汇率协调机制可以讨论，这体现了全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但各国利益诉求和所处经济阶段不同，协调可能存在难度”，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董事谢亚轩对《***财经日报》表示，其实全球的根本问题是“长期滞胀”，应该以结构调整为上，财政政策次之，货币政策为辅，过度聚焦汇率无疑是避重就轻。

“汇率协调机制”或是避重就轻

去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产油国的货币遭遇滑铁卢式的下跌，与此同时，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家，持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有人担心，全球或进入新一轮货币贬值的竞赛。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由于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促使外围国家货币升值就成为重要工具，它们把主要目光盯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民币。

甚至有华尔街机构提出“新广场协议”，理由主要是——随着外汇储备的消耗和持续资本外流，中方允许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导致美元暴涨，从而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因此G20会议需要进行汇率协调，例如促使人民币重新升值、美元贬值。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

谢亚轩告诉记者，过度聚焦汇率协调机制是避重就轻，也无法扭转全球增速缺失的窘境，而且实施也存在难度。

首先，“当前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指出。

其次，各国当前所处周期不一样，其诉求也必然各不相同。美国复苏快，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仍在挣扎。而当年由于全球各国有共同立场，所以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最为关键的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而当年美国贸易逆差巨大，日本则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大部分来源。”谢亚轩表示。

此外，当前市场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短期来看，美国加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而春节以来，人民币似乎已经企稳，中国决策层也多次表态，人民币不具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嘉盛英国团队的高级市场分析师马特对记者表示：“尽管此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自2014年以来出现了超过15%以上的升值。中国未来不会希望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并将继续维持人民币加权贸易汇率的稳定。”

着力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汇率、货币政策等最易引发市场热议，但更深层次、更难解的问题往往被视而不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多次提出，致力于提高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已刻不容缓。

根据IMF报告，如果将增长要素做一个分解，不难看到，2000年的大稳健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的贡献略有上升，资本明显上升，而全要素增长率(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贡献则明显下降。

此前便联合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撰文指出，中国主办的G20峰会议题应明确提出，只有创新和结构改革，才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文章认为，G20峰会的议题设置可以具体细化为4个支柱：一是通过创新和结构改革提升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潜力，重在全要素增长率(TFP);二是通过政策协调增强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三是促进国际贸易，通过互联互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四是实现包容性发展，改善收入分配，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IMF的最新研究则显示，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结构改革的优先选项是不同的，中国议题应集中最大公约数，即创新、财政改革、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改革等。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以来，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速减少了1.25个百分点，各国经济增长轨道下移后从未恢复到之前的曲线，产生了潜在缺口，上述情况的结果体现为全球投资下降(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较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5个百分点)，出口下降(目前出口为2007年前平均水平的一半)。

IMF副总裁朱民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潜在增速在下降，这缘于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波动。“最新研究表明，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速都在下降，未来全球增速将维持中速水平。”

此外，当前全球贸易下降很快，“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为2.8%，2015年为3.3%，不及IMF之前的预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这是前所未见的，危机爆发前贸易增长通常是GDP增长的两倍以上。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仅是2007年60%~65%的水平，说明直接投资跟随着贸易大幅下降。”朱民告诉记者。

其实，2014年G20峰会制定了在未来5年内将整体经济增长率提高至2%以上的“布里斯班计划”，中国应延续这一主题，制定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杭州计划”。

基建投资为重要增长议题

在低增长时代，基础设施投资是可持续增长的来源，中国主导或参与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也将聚焦基建投资，这也将受到今年G20峰会的关注。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也对此次G20财长会议充满期待，他指出，在新兴市场货币俱贬而人民币仍相对坚挺的现状之下，中国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的不仅是SDR(特别提款权)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是各界对“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具体项目的支持。

“35年以前，中国首次对外敞开大门，我们尚无很多高质量的基建设施，现在随着高标准的基建设施不断扩容，很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现有的资金并不是真的资本，需要一个高效的中介，而亚投行就是一个好的中介。”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此前在2016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

不可否认的是，解决全球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问题，对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根据对先进经济体样本的分析，投资支出对 GDP 比率每上升 1个百分点，同年的产出水平将提高约 0.4%，4年后将提高 1.5%。” IMF报告指出。

“此时(正处于全球低利率环境)，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通过促进总需求而提高产出，在长期内通过提高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而提高产出”，IMF提出，债务融资的项目可能会带来较大的产出效应而不提高债务对GDP的比率，前提是明确识别需求，并通过高效投资满足需求。

其实，该议题曾在2011年G20法国戛纳峰会上得到推动，也是2013年俄罗斯作为主席国倡导的首要议题;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推动各国改善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和提高融资效率。

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以国别投资战略作为投资推动增长的重要抓手，敦促各成员国自愿提出富有雄心的国别投资量化目标和投资计划。

可以看出，基建投资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历届G20峰会的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