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地方债限额约17.2万亿元，债务率预计仍将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目前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债务水平尚处于合理水平。今年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中国资金管理网3月31日综合打包，近日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穆迪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不变，把展望调整为“负面”，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我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下一步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并对有关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新的发展动能加快培育，持续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为主权信用评级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评级公司往往会提升其信用评级，很难预警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经济增长潜在风险就会显得突出，评级公司就会调降一国的评级和展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评级公司分别连续下调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我看到穆迪在后续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市场稳定的政策“三难困境”局面。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和市场稳定，三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只要把握好任务的轻重缓急，权衡好短期和长期增长、局部和整体利益，调整好政策和措施的时机、节奏和力度，三者并不是互斥的，反而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经济稳定增长可以为推进改革和市场稳定奠定基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已明确目标为6.5%-7%。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属于能够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合理区间，且具有宏观调控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支撑，并不以推迟改革为前提。相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其次，从推进改革的视角看，推进改革可以为经济增长催生持续动力，有利于保障市场长期稳定运行。推进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结构调整成果显著，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促改革、调结构的同时，我们也注意防风险，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实现各方面的平衡。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的客观需要。

第三，从市场稳定的视角看，市场稳定可以为经济增长和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015年，面对股票市场的波动，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面对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是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并不需要也不意味着推迟改革。可以说，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保持金融市场 稳定，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并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条件。

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请问您对政府债务问题有何看法？

答：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201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至3%。考虑到我国政府负债率和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均处于较低水平，适当提高仍然安全可行。同时，政府适当加一点杠杆，也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去杠杆的平衡。

对于各界普遍关注的地方政府举债问题，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借、用、还”的具体要求更加明确，责任更加清晰。从制度上看，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对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谁借谁还、风险自担的原则。从规范管理看，组织各地清理甄别存量债务，对于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中经审核属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部分，纳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地方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制度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一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约束。根据2016年预算草案，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额限额合计约17.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预计仍将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风险总体可控。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并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监管。三是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融资，推动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由其按照市场化原则融资和偿债，消除政府隐性担保，实现风险内部化，其举借的债务不纳入政府债务，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履行出资人职责。

问：近年来，中国企业杠杆率有所上升，且存在的“僵尸企业”形成了风险隐患。请问您对企业债务问题有何看法？

答：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规模提高，杠杆率有所提升。但从资产负债率看，据有关统计，目前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较2009年仅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70%相比，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尚处于合理水平。

为了解决债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杠杆。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将用市场化办法推动债转股，探索用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实施债转股，对于优化融资结构、降低企业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盘活存量资金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有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并部分实施债转股的经验，国外也有债转股案例借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债转股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二是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为保证平稳推进此项工作，中央已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相关企业职工转岗安置，实现去产能、促发展、稳就业之间的平衡。三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国政府不断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截至2015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为13.9%，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问：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速，投资占GDP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从趋势上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所下降。目前，我国资本形成率在40%以上，比发达国家相对较高，这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的，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现状；但是，在长期内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依赖投资，这是共识。据有关统计，2013年至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5%、45.9%和43.8%，呈现下降走势。同时，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6.4%，较上年提高了约16个百分点。

从结构上看，我国投资结构已不断优化。一是投资更加注重促进产业升级，第三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服务业投资对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财政部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去产能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出资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投资更加侧重薄弱环节，水利、城镇棚户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也高于东部地区。财政部门大力支持重大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农村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2015年支持棚户区改造开工601万套。同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加大和改进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今后，我们将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合理的投资需求。比如，在城镇化方面，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远低于发达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资支持；在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等方面，有效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问：刚才您谈到，为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投资，财政部大力推广PPP模式。请您谈谈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答：PPP模式具有全生命周期管理、物有所值、风险共担、激励相容的鲜明特征。在当前形势下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变革。

近年来，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财政部在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广运用PPP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理念认识看，经过2年多的推广，PPP理念已深入人心，政府部门逐步从公共服务的管理者、提供者向监督者、合作者转变，从重建设、重融资向重运营、重合作转变。从政策体系看，按照“法律规范+配套政策+操作指引”的思路，着力推进专门立法工作，推动出台指导意见，印发了一系列指南指引文件，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从支持措施看，财政部联合10家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了规模为1800亿元的PPP融资支持基金，十多个省也相应设立了PPP基金，出台了奖补政策。从项目推广看，截至目前，全国共推介PPP项目6650个，总投资8.7万亿元，主要涉及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和旅游等行业，广泛带动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效推动了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部署，推动更多PPP项目落地，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短期稳增长、长期助发展”的目标。一是加快推进PPP立法，做好与特许经营条例立法的衔接，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权责利分配，保障社会资本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二是加强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项目用地政策，发挥货币、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大力推动财政资金管理方式转变。三是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PPP项目规范管理，切实把好项目方案审核关和项目运作监督关，保障项目实施质量，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问：除了经济增长、财政形势、金融市场等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主权信用评级？

答：主权信用评级涉及很多方面，不仅包括具体的、能够客观衡量的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外汇储备等“硬指标”，还需要考虑政府体制机制等“软环境”，如政府效率、法治建设等。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在长期内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制实力大大增强。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效率不断提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不断强化依法行政理念，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审批事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环境不断改善，法治建设不断健全。逐步推进市场准入改革，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同时，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营造了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