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北京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一科学论断以北京人口过密为基础。然而，对于北京人口是否过密尚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提出，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密度远高于北京，因此不应控制北京人口规模扩张。对于这一观点，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杨开忠反驳道，北京与东京圈区域自然资源环境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现在北京强调疏解城市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在可比意义上，北京人口密度高于东京都市圈

　　有人提出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密度远大于北京，现在不应控制北京人口规模扩张、降低北京人口密度。这种观点忽视了北京与东京圈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的巨大差别。首先，海陆区域背景迥异。东京都市圈位于日本东海岸太平洋沿岸，海岸线绵延数百公里，海陆区域背景十分优越，生态涵养保障空间大、质量高。北京不仅没有海洋环绕，而且面临风沙威胁，海陆区域背景远不如东京圈，生态涵养保障空间显著较小、质量显著较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北京可持续的人口承载力显著低于东京都市圈。

　　其次，气候和水资源量相差悬殊。日本东京圈属亚热带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水资源丰富。按2015年人口计，北京人均水资源量172立方米，而2016年实际人均水资源量126立方米，不足东京的45%，不及国际公认极度缺水警戒线的35%。水是维系生命、健康的基础。这意味着，考虑到水资源瓶颈制约，北京可持续的人口承载力又将进一步低于东京圈。事实上，为了解决缺水问题，1972年北京开始开采地下水，随之地下水位下降，河湖以及湿地干涸，生态环境退化，已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提高。

　　第三，地形地貌差别巨大。北京作为稀有的生态涵养和屏障的山地占62%，而东京都市圈基本系平原。为了剔除地理尺度的影响，可进行尺度基本一致的相同性质平原地区比较，结果表明，北京人口密度亦高于东京圈。

　　由上可知，在可比意义上，北京人口密度高于而非低于资源环境条件更为优越的东京都市圈。既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疏解人口和功能、缓解过密问题始终是日本东京面临的重要课题，现在北京强调疏解城市功能、降低人口密度自然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政府对城市规模的干预需因时、因地制宜

　　有人认为，市场力量可以有效地自动调节好人口和功能的集中与分散，因而城市规模应该放任市场自由决定，政府不应干预。但在我看来，政府和社会应该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集聚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个人及社会一方面可以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可以带来坏处。撇开要素禀赋差异不论，现实世界的城市规模正是这两种不同力量对决的结果。在这一对决过程中，有些好处和坏处是通过价格机制传导的，经济学家将之称为“金钱外部性”。有些则是通过非价格机制实现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技术外部性”。因此，合理的集聚和城市规模是不能单纯地经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即使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政府也是以成长管理等多种形式参与城市规模调控的。当然，随着我国市场体制不断完善，政府对城市规模的干预范围和方式应该是、事实上也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

　　雄安新区应当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

　　跳出已有区域，规划建设新城既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也是疏解北京、特别是北京中心城区人口的必由之路。为了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雄安新区等北京疏解承接地应当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向沿海地区大规模人口迁移，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目前，我国沿海地区以占14.7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45%的人口，已经成为地球人口最为稠密的超级巨型城市化地带。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密度均已明显高于可比的日本核心区本州岛。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未来人口城市化势必在疏解核心城市的同时，整体上走一条迁入迁出基本平衡的内源式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未来京津冀地区整体上不宜有从全国大规模集聚人口的发展模式，而应基本保持自身人口规模的稳定。雄安新区等北京疏解承接地，应适应这种形势，转变城镇化方式，走一条以承接北京人口和就近转移人口为主的内源式城市化道路。(杨开忠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