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主要的限牌模式是北京的无偿摇号和上海的公开竞拍，广州则是两种模式的结合，即“无偿摇号+有偿竞价”方式，此次深圳推出的小汽车限牌则借鉴了广州模式。

    对于摇号模式和竞价模式，外界认为各有优劣。比如，北京摇号政策注重共享，是福利性的排队，很多短期无需求的也加入，因此还要甄别是不是刚性需求，这样浪费了更多的公共财力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很理想。

    上海的公开竞价借鉴了新加坡的做法，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车牌配额。有观点认为，上海拍牌制度虽然没有根本解决拥堵问题，但上海车牌拍卖所得补贴公共交通，改善公共交通环境，推迟了小汽车在上海的使用，为公共交通建设赢得了时间。

    但竞价模式也造成上海车牌水涨船高。2012年5月，上海车牌拍卖均价突破6万元大关，创下新高。最近几年，上海车牌仍在上涨。上海个人私车额度2014年度的最后一次拍卖12月20日结束，自今年8月份以来的竞拍人数下滑趋势暂时停止，96972人竞拍，平均成交价73687元，均比上月有小幅上涨。2014年全年车牌拍卖均价也维持在74000元左右。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对表示，采取“拍牌”还是“摇号”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而定，北京为何选择“摇号”而上海为何选择“拍牌”自有其道理。不论“拍牌”还是“摇号”，都有其不足。

    北京的“摇号”政策虽然机会平等，但是产生了许多闲置不用的号牌，导致了资源浪费;上海的“拍牌”政策，价高者得，照顾的只是有钱人。如果只有这两个方法可选，倾向于普通群众的话则选择“摇号”，尊重市场则选择“拍牌”;照顾群众意见则“摇号”，解决财政问题则“拍牌”。这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或许可尝试这两种方法的组合：拿出一部分指标用于“摇号”，一部分指标用于“拍牌”。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什么?限车数量、限车手段均是可以讨论的对象。

    所以此前，很多专家建议小汽车限牌模式是摇号与拍牌并举，拿出一部分摇号资源实施拍牌，这样就分流了刚性的高端需求，摇号获取的是低成本购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