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促创新

赵志耘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发展理念的扬弃和升华，彰显的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回归的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创新。促进创新既要认识、尊重、顺应和敬畏创新的规律，理性地引导创新，又要打破成规，出奇制胜。

扬长避短推改革

现在不止中国，全世界都处于经济周期下滑阶段。怎样熨平这次经济波动，走出这次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都没有开出有效药方。我国提出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及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摒弃，彰显的是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增加供给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其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强调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及供给学派排斥政府作用，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的观点有根本性的不同。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如果没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得太厉害，可能会导致就业、金融安全等严重问题。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尤其不利于我国推动结构性的改革。以减少扭曲、改进激励进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供给侧改革举措，会有比较长的政策时滞期，见效比较慢，不宜过高估计其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能力。事实上，美国里根政府在推行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投入了巨额资金与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超大规模预算赤字拉动了美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因此，很难说美国供给侧改革后长达二十余年的经济繁荣没有凯恩斯的功劳。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尽管从改善微观效率的角度看是站得住脚的，能够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也不能否认凯恩斯主义某些主张的合理性。

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做的都是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凯恩斯理论不考虑政府投资和货币宽松刺激投资的后果，对政策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消费需求不足视而不见；供给学派迷信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对市场失灵以及由此而来的供给不足视而不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结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中的有益成分发展而来的，彰显的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矢志不渝促创新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要经过三个特定的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仅仅是阶段有效的，经济发展最终靠创新驱动。这是因为创新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来抵消因为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单一要素或者全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创新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突破经济发展中迟早要发生的、由资源与要素的短缺所造成的瓶颈。现在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各国尽管由于历史条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要想走在发展的前列，最终都要回到创新驱动发展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一直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同时，粗放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我国在体制机制上有不少适应要素和投资驱动但而不利创新驱动的制度性藩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当前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变人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增长速度崇拜”和“要素和投资驱动依赖”，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说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就很快落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改革的具体任务上。似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没多大关系。事实上，作为“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是引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为前提。抓不住促创新这个本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在实践中走样，行之不远。

守正出奇破难题

5月30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全世界昭示：中国已经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总书记说：“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强大的科技在哪里？它蕴藏在亿万人民的心中，依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摇篮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是走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的“歪路”。“守正出奇”，才能破难题。促进创新，既要认识、尊重、顺应和敬畏创新的规律，理性地引导创新，又要打破成规，出奇制胜。

一是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打造战略科技力量。从现有国立科研机构中遴选出一批真正有能力完成国家使命的机构，并以其为基础建设国家实验室。政府仅负责监督和考察实验室的战略制定和完成情况，而将科研组织、人事管理、经费使用、知识产权管理、物化成果管理等方面的权力交给其委托的实验室运营方，保障实验室的自治。组建国家实验室一方面能够解决我国国立科研机构存在的定位不清、国家投入不到位、与大学区别模糊问题，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我国组织重大科技攻关、破解创新发展难题、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的能力。

二是支持企业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破解科技和经济脱节难题。创新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其影响必须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才能充分释放。因此，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由企业主导创新资源配置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由政府主导、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中心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大量的创新资源游离于企业技术创新之外。因此，需要调整现有行业和地方的科研机构,充实企业研发力量。更重要的是，政府就要主动放权，由“指挥者”向“服务员”转变，支持依托龙头企业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由龙头组织其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开展联合攻关，促进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政府提供配套支持，做好服务。

三是开展科技创新的公私合作，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支持科技创新，除了上述两种方式外，还可采取建设公私合作机构、平台或网络，设立公私合作计划或基金，发展多层次创新伙伴关系等新的支持方式。这种政企互动的公私创新合作新方式既可以激励企业、风险资本、银行资本、社会基金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更好地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放大效应，还能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专业化运作和精细化管理提升政府的精细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加速新技术研发、服务推广及产业化。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