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40年了，汶川大地震也是8年前的事情，但人们一提起灾难便会自觉地想起这两场灾厄。灾难时常发生，也从来没有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但真正让后人铭刻并进入国家历史叙述的却并不多见。

群体记忆的生成，不仅仅是灾难事件传播的自然过程，也是舆论引导与干预下的产物。纵观历史，多灾多难，而非美学叙述下的田园牧歌。只不过在死亡的悲伤之上，我们的先人学会了苦中作乐，学会了对灾难的选择性遗忘。

在讲究“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灾难往往被看作上天对尘世的警告，帝国的拥有者对此无不心悸，甚至要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就像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的“天启大爆炸”破坏的不只是帝都的安宁，也在心理意义上动摇了王朝统治。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震荡后，明清易代的大变局也随之而来。这场被后人反复叙述的灵异灾变，成了明史上耐人寻味的一页，也是寻常巷陌间时常谈起的古代灾厄故事。

“天启大爆炸”并非明帝国伤亡最惨重的灾难，1583年（嘉靖三十四年）1月23日，“华县大地震”造成至少83万人罹难，震灾波及大半中国，其破坏力之大、造成伤亡之惨重堪居世界灾难史之最。但今人却少有人知晓这场骇人的天灾，在历史学家眼中，这也不是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原因何在？嘉靖年间，明帝国内部虽已有僵化老朽之态，却仍未及日薄西山之时，在世人眼中，帝国统治的衰落与灾难的发生不构成必然联系，这点恰与“天启大爆炸”相反。

在现代的灾难叙事里，除了自然的不可控因素之外，灾难往往也与社会管理失误甚至失效有关，它同时也是民众团结与集体抗灾的深刻记忆。很多时候，灾难记忆也与政治叙事相关。比如，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是被反复提及的两场灾难，除了“天灾不可防备，人祸本可避免”这样的心理，这两场灾难得以进入历史叙述，还在于它们都被纳入了国家政治文化演变的叙事中。唐山地震与三位国家领导人的先后离去，成为1976年的标志性事件；而在2008年，抗震救灾与多难兴邦的叙事合流。“大国崛起”之梦和抗震救灾背后的“万众一心”情怀，成为这场灾难不可磨灭的记忆。

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所说，身份认同与记忆的存留也息息相关。比如，非洲某些地区频发的饥荒、瘟疫同样骇人，却很难引起国人对本国灾难一样程度的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对非洲难民缺乏身份认同感。发生在本国甚至身边的灾难却很容易引发群体共鸣，比如2007年济南“7·18雨灾”后，每年夏天暴雨袭来，济南人普遍会想起这场雨灾。虽然它的伤害程度比不上那些更大的灾厄，但在“济南人”这个相对封闭的身份里，它的影响力就会扩大，成为市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另外，新媒体传播也加深了灾难记忆的程度。过去灾难事件只能依赖传统媒体的报道，但随着近年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只要你拥有一台智能手机，灾难的现场图片、视频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遍网络，在这些信息的刺激下，旁观者便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感受经过时间沉淀就成了记忆，记忆在我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变形、凝固，甚至内化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灾难记忆。

灾难进入历史记忆后，能让我们回想的或许不只是惊悸与震恸，还在于一种理性的反思。尤其是那些被我们逐渐忘却的灾难，以及那些游离于主流叙事以外的灾难，其中又折射出怎样的人性与现实？（黄帅）